王伟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本文刊发于《学习与研究》2025年第9期）
在回望80余年前那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苦难岁月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政治远见与坚毅的历史担当，毅然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纛，团结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谱写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众志成城的壮丽史诗。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救亡岁月，我们愈发深切体悟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关头，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坚守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以“砥柱人间是此峰”的政治魄力牢牢掌握抗战领导权，将四万万同胞凝聚成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使这个历经百年沧桑的东方古国，方能在至暗时刻中积蓄力量，冲破重围，迎来胜利的曙光，走上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不仅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深情礼赞，更是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坚定回望与庄严宣言。
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战略选择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战略远见，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伟大主张。这一决策不仅是团结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共同御侮的关键举措，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之际作出的正确战略选择。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凝聚了全民族的抗战力量，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领导智慧和使命担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强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政权，开始了其蓄谋已久的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中华民族从此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面对日本侵略者日益扩大的战争图谋和国民政府对外软弱、对内镇压的政策，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战胜侵略的根本前提，全民族动员是实现胜利的唯一出路。如何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共同御敌，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政治课题。
1935年8月1日，仍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联名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主张。宣言以饱含民族大义的笔触，痛陈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土沦丧的惨痛现实，明确指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各党派、各军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八一宣言》的发表恰逢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历史关头，其内容通过《救国报》等渠道迅速传遍国内外，与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共同构成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策略的重大转变，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之际，以大局为重、团结御侮的历史担当，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伟大的长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华北局势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国内外局势，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决议敏锐把握到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认识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各阶层民众抗日救亡的意愿日益高涨。基于这一科学判断，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新形势需要，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相应调整各项政策，明确宣示“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一重大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全民抗战的政治智慧。会议特别强调要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明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党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瓦窑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的重大转变，确立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历史担当和战略远见。
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灵活务实的斗争策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面对错综复杂政治局势，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和平解决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准确把握时局脉搏，一方面揭露亲日派的阴谋，一方面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组成代表团赴西安斡旋调停。经过艰苦谈判，中国共产党以“逼蒋抗日”的明智方针，最终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成功化解了内战危机，更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战略转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关键条件，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最前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庄严承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合法身份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多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不仅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更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一举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1000余人，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40年8月至12月发动的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兵力主动出击，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些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一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则是坚持持久战、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所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壮丽史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政治动员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如同黑夜中的火炬，将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前所未有地凝聚成钢铁长城。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创造性地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实现了近代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政治整合。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壮大至120余万正规军，260余万民兵武装，建立了19块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人口接近1亿。这些震撼人心的数字，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在生死存亡之际迸发出的惊人伟力，是中国共产党卓越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的生动写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公正的见证者。铁的事实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率先倡导并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最终汇聚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磅礴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缺衣少粮、武器匮乏的极端困境中浴血奋战，才使中国战场成为牵制日军主力、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才为最终夺取抗战伟大胜利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这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光辉历史，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上，必将持续激励新时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砺奋进。
二、始终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政治效能的根本保障，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淬炼而成的宝贵政治智慧。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原则立足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国情的深刻洞察，准确把握了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历史方位，科学引领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回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惨痛教训，直接导致了大革命失败。这一用鲜血换来的历史经验，使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坚定不移的政治共识：在任何政治联盟中都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自主原则，这不仅是革命策略问题，更是关乎革命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原则。
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在确立全面抗战路线的同时，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军事方针，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之后，毛泽东同志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重要文献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系统阐述和理论升华。他创造性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这一重要论断包含着三层深刻含义：其一，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方向，这是实现民族解放的根本保证；其二，在统一战线内部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是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所在；其三，正确处理统一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辩证关系，既要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也要防止“关门主义”的“左”倾倾向。这一理论创新，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形势下既维护统一战线又发展壮大自身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历史的发展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判断，国民党反动派自始至终都未曾改变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即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依然顽固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不断制造摩擦，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蓄意制造武装冲突，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更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8万重兵围攻新四军军部，造成7000余名抗日将士伤亡。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既有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坚决捍卫了党和人民军队的独立自主地位。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组织与主张的独立性。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但实际上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构，既团结了各阶层抗日力量，又确保了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同志创造性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强调要建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反对单纯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协同作战”观念。在经济建设方面，各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自力更生方针。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党中央领导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合作社经济，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同时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保障农民权益，使根据地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障了统一战线的实质公平与党的战略空间，避免了“联合即依附”的错误倾向，有效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团结稳定，生动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既把握了矛盾的同一性，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坚持了矛盾的斗争性，在合作中保持政治独立性和原则坚定性。这一战略使党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更通过正确处理联合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为抗战胜利后争取革命主导权、最终夺取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事业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遵循。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们既要深化拓展国际合作，更要始终握紧发展的主动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和敏锐的战略判断力。历史启示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社会主义制度安全不可动摇，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核心发展利益必须坚决捍卫——这些从抗战烽火中淬炼出的宝贵经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要以更加牢固的理论自信夯实思想基础，以更加坚定的制度自信筑牢发展根基，以更加明确的道路自信把准前进方向，以更加厚重的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们必须保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战略眼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战略自信、“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战略定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阔步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三、始终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则是这场伟大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包含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的广泛政治联盟，其有效运转和持久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有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坚强意志和组织能力的核心力量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其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明确的抗战纲领、坚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深入群众的实践能力，牢牢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推动各阶级、各派别在民族存亡的重大关头摒弃分歧、共赴国难，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确保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相对团结与协同作战，保证了抗日战争始终沿着人民战争的正确方向发展，最终赢得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民族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首先体现在其政治主张的先进性和正确性上。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局，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襟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策略，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战略转变。这一系列调整并非出于一党私利，而是以民族大义为核心出发点做出的历史性抉择，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战略眼光。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中，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走势，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信心支撑，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在形式上拥有全国政权和军事资源优势，但其抗战立场长期摇摆不定，时而抵抗、时而妥协，甚至在抗战相持阶段仍与日本方面秘密接触、试图议和，缺乏坚定立场与长远眼光的政治表现，使其难以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力量与信仰依托。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始终站在民族最前列，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民族利益和国家大义，历史、实践和人民才最终选择了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坚强核心。
其次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将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具体实践。在政权建设上，我们党在敌后根据地创新实施“三三制”民主政权模式，吸纳开明士绅、中间派等各阶层人士共同参政议政，有效实现了不同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与团结协作，又通过共产党员在政权中的核心作用，牢牢把握了政治领导权。在经济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等一系列切合民情、顺应民意的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农村社会的矛盾与压力，有效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生活，更使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从而赢得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军事斗争层面，始终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根本原则，保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独立自主的军事指挥权，使党能够根据战场实际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等战略战术，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持久抗战的战略支点，逐步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正是这种将政治建军原则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相结合的独特优势，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最终成长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党内曾出现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这种观点片面夸大对国民党妥协让步的必要性，实质上是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政治独立性和领导权，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胆识和理论智慧，对这种投降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和彻底批判：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的前提下，强调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上要保持党对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绝对领导；军事上要始终牢牢掌握枪杆子。为了彻底肃清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全党思想，1942年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这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历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放弃领导权就等于放弃革命，特别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这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坚持抗战到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政治保障。
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巩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方面。面对全民族抗战的复杂形势，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思想文化战线，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宣传体系。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先后创办《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刊，这些报刊不仅是传播党的抗日主张的重要喉舌，更成为动员民众、凝聚共识的思想阵地。据统计，《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发行量最高达5万份，在全国各报中名列前茅，其影响力辐射整个大后方，甚至进入了海外许多地方。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革命教育事业的开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开创了新型革命教育的先河。这些院校秉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培养出10余万政治坚定、品质高尚、斗争坚决、业务精通的革命骨干。以抗大为例，在抗战期间共培养出20余万名军政干部，他们如同革命火种般撒向全国各地。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抗大题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并多次为学员授课。这些文化建设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通过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抗日主张，有效破除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培养造就了一支信仰坚定、能力过硬的革命队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文化实践，成功塑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文化，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志，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党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英雄史诗，镌刻着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引领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在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非凡的政治智慧，在民族危亡之际擎起抗战大旗，团结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全民族抗战阵线。这场气壮山河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其辉煌胜利向世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本保证，独立自主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抗战胜利的宝贵经验深刻启迪我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重大风险挑战的定海神针，保持战略自主是赢得历史主动的核心要义。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全面领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强化使命担当。让我们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的抗战史诗，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续写新的辉煌篇章。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才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坚持独立自主，在时代变革中勇立潮头，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作者系南开大学终身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