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书：电影《生还》创作漫谈

（本文刊发于《学习与研究》2025年第9期）

电影《生还》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献礼影片、中宣部国家电影局“十四五”规划重点影片之一，也是一部展现东北抗联历程的电影。我作为这部电影的导演，面对当下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大难题，在用它做这样一个实验：要给今天以“90”后、“00”后为主的观众们打开一扇大门，让他们看看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残酷的生存绝境中是怎么度过豆蔻年华的，以此从内心深处激发起他们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有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

我们先回顾一下抗联基本历史。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东北起义民众及东北军散部等开展抗日活动，共同形成了抗日联军的基础，他们攻克县城，袭击敌营，这种拼死抵抗和当时国民党军队不抵抗形成鲜明对照。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武装正式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牵制了几十万关东军，有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抗日联军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加之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实施三年肃正计划，强化治安，遍设警点，实行保甲连坐制，归屯并户，倾力讨伐，除了赵尚志、周保中等将领坚持不懈抵抗，其他很多将领或降敌、或牺牲，抗日联军进入极其艰难凶险的时期。

《生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一个13岁抗联女战士李童的视角，展现了抗联男女战士们的生死群像。1938年，抗日联军第六军被服厂，临时伤兵医院的战士们作为留守团留在老游击区坚持战斗，牵制敌军，他们在鬼子围追堵截中互相扶持、互相掩护，求生存，求发展。这些真实的故事情节均出自年龄最小的抗联女兵——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的回忆录。

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不一样，他们孤悬于日军腹地，无法建立有效的根据地，尤其是东北的冬天，身藏深山老林，无法解决给养。日军通过归屯并户，保甲连坐制，威逼利诱叛徒，招募赏金猎人，对抗日联军进行铁壁隔离、定点打击。杨靖宇烈士就是遭到视为儿子、兄弟的部下叛变，几十个密营被叛徒带领鬼子一一清除，最终，曾经的亲密战友将杨靖宇包围并射杀。赵尚志是被冒充抗联散兵的老乡设套背后开枪而牺牲。而那些活下来的战士们，舍命抵抗，互相救援。男兵们舍死掩护妇女儿童突围。到后来无奈过江去苏联整训时，男兵与妇女儿童老弱病残牺牲比例达到了40∶1。也就是说，牺牲40个男兵才能保证一个妇女儿童或老弱病残过江求生。

解放后，毛主席曾经问过周保中将军一句话，如果你们不去苏联，结果会怎么样？周保中说，恐怕剩不下几个。

在苏联，周保中等并没有听从苏方将抗联余部打散分配至苏军中的安排，而是据理力争，坚持抗联部队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并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只是为了不给日本口实，才划归苏军序列。

虽失败，虽艰难，但决不投降，决不叛变，是抗联战士们的最强信念，这是一段悲壮的史诗，也是影片的主题。《生还》中的每一次突围，都是在耿团长、白连长他们舍死抵抗掩护下实现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红军、八路军在遇敌被袭的危急关头，总是战斗部队掩护妇女儿童或老弱病残先撤。也正是这种深厚的友爱、战友情和对未来新中国的向往，激励着他们团结战斗，永不言败，直到全国解放。

当李童们到了苏联，见识了公共浴池、电灯、面包以及庆祝胜利游行的场面，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似乎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模样。因为，在教导队时候，周保中、冯仲云等将军曾经给他们描述过未来社会主义愿景。

（二）

在《生还》这部电影里，我们从开始就有意识地用散文化的、平视的纪实风格去展开那个年代的战场生活，并选择了一个低龄女战士的视角，以契合低龄观众的代入感，但又不是儿童电影，是战争中低龄女战士眼里的哥哥姐姐叔叔大娘这些大龄战士们的生死决战。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尤其是战争电影创作方面是少有的，是我们的新探索，目的就是要拉近和当下年轻人的距离，让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群活生生的、爱唱歌爱笑的、快乐的同辈们，他们为过年能吃上饺子欢呼，为久别的夫妻打趣，在篝火晚会上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举办战场婚礼。但很快，当迫击炮声骤然响起，他们转瞬就成了随时可能赴死的战士。

电影定名为《生还》，也是基于影片选择的1938年抗联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的最艰难时期。在那个时期，更多的是被偷袭，被追击，是不断的突围。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八女投江等都是在这个时期的伟大牺牲者。不一样的是，我们这次要表现的是生还者，而李童们之所以能生还，就是因为更多大人们用牺牲作为代价换来的。

正是700多名生还者，组成了抗联教导旅。1945年8月，随苏军打回东北。因为和苏军的特殊关系，他们协助苏军担任57座城镇卫戍区副司令。在苏军已不能把武器弹药交给我们的复杂情境下，搜集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将兵工厂的武器弹药交给了没怎么带武器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奠定了四野之所以强大的基础。

在影片结尾，金玉希请已经长大的李童在哈尔滨西餐厅吃牛排，这是当初在战场上的承诺，李童看到了她们胳膊上的累累伤疤，更是表明抗联战士无论是一线战斗人员，还是被俘人员，或经历了战斗磨砺或受酷刑折磨，他们得以生还，皆因抗战的伟大胜利。他们宁死不屈、奋勇抵抗，才使得像李童一般大的孩子们安全走进了幸福的新中国。

（三）

突围，生还，不是逃命，是求生存，是活下来继续战斗。在拍摄时，《生还》首先强调的是真实，真实下的革命浪漫主义、乐观精神，抗联战士们笑对艰苦卓绝的环境，始终守护群众、体恤弱小，对侵略者刻骨仇恨，拼死抵抗，永不屈服，他们用默默坚持的态度，用抛头颅洒热血的行动诠释着抗争与不屈。

所以，在选演员时，我们放弃了选用知名演员，就是为了加强陌生感，去掉一眼就认出这是哪个演员的熟悉感，让观众仿佛重回那过去的峥嵘岁月。

我们选遍北方各地，包括东北，见了几百个孩子，有的还专门从陕西、北京约到我们的拍摄地吉林白山，但很难选到一个倔犟、耐苦的小姑娘。幸而就在开拍前的几天，我们终于选到了13岁的小拳击手邵正一，这个孩子从十岁开始就每天跑步十公里以上，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果然，在两个月零下30度的拍摄环境下，她没有叫过一声苦，什么时候问她累不累，她总是摇摇头，说不累。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大多是大一在读学生或刚毕业的新人，社会上没多少表演经验，只有少数几个是拍过电影的。

开拍前一个月，就让演员们提前进组，住在白山，给这些在城市长大、有的还正在长身体的小姑娘们制作了课程表、提供了专餐，白天骑马射击训练军事动作，晚上集中看纪录片、练歌。正式拍摄时，连续两个月全剧组在零下30度的深寒中搏命，演员每天穿着老式厚棉袄棉裤，带着武器装备，在没膝深的野雪坡里摸爬滚打，炸点离演员不到几十公分，拍摄过程艰苦，但没人抱怨过一声。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那个时代，他们饰演的人物原型比当前要艰难一百倍。要让观众相信，剧组以及演员首先要相信：

这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真的打仗，行军。

在战争场面的表现上，依然还是坚持原始的真实感。他们只有手榴弹等简陋武器，只能近距离对攻、阻击，他们袭击日军煤矿、运输队，为了解决给养，接续战斗。

《生还》只是用最质朴和直接的白描手法，用一个一个的群像和细节去表现英雄主义，让观众沉浸在此时此境里去感受战争的残酷和抗联战士的牺牲精神，让这些伟大的英雄们和观众近距离拥抱，也让观众产生共鸣：如果让他们置身于以往，也会像这些抗联战士们一样去拼死，去战斗。

近几年，俄罗斯拍摄的几部战争电影《潘菲洛夫28勇士》《勒热夫战役》《最后的前线》等，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派战争片，它们都特别突出了真实性，很受国内观众喜爱。希望《生还》也如此。

（作者系电影《生还》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