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忧郁”：变革、平衡与新的困境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在发展中发生新变化，出现崭新的面貌。阶级结构由两极走向多极，由简单走向复杂，由小生产者社会走向领工资者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阶级关系由对抗转向结成“社会伙伴”，趋于缓和。城乡差别和对立基本消失并走向高度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并逐步健全和完备，拥有普通体制、专门体制、农业体制、个体经营者体制四大体制。国民从基本生活无保障转变为有稳定保障，追求衣食住行的优质和时尚。环境经过治理，从过去的严重污染到基本上实现生态平衡。然而，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财政危机，导致贫富差距有所扩大、社会不平等有所发展、国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有所下降，从而使法国社会发展放缓，陷入了困境。
【关键词】法国 法国社会 新变化 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1/913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法国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在他们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中异口同声地宣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法国社会与50～70年代比较，有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阿尔芒·科兰出版社的《社会学丛书》主编亨利·孟德拉斯，在1988年出版的《第二次法国革命（1965～1984）》①一书中，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法国社会的政治基础，20世纪80年代革命则诞生了法国“新社会”，从而在法国出现了新的文明。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学指导教授奥利维耶·加朗和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总监扬尼克·勒梅尔主编，许多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共同撰写的《法国新社会——变动的30年》②，于1998年在巴黎出版。该著作的问世，立即引起了法国社会学界和舆论界等各方的关注，从而使法国社会变迁研究在一个时期内成为显学。接着，一个集合了许多法国社会学分支学科专家的写作班子以路易·迪尔恩的化名，于1998年出版了《法国社会的发展趋势（1975～1995）》③。他们应用法国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就法国社会重大的问题建立系统的社会指标，并进行紧密跟踪，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析，做出判断和预测。由伊夫·克罗泽、多米尼克·博利耶、弗朗索瓦·富尔、让·弗勒里等经济和社会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于2000年出版的《法国社会的重大问题》④，则用“新思维”来看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根据法国本身的特点来思考和解释法国社会存在的问题。2002年出版的《可能的平等：法国新社会》⑤以及2004年出版的《20世纪法国社会史》⑥，都指出当代法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⑦，具有与近现代法国社会不同的鲜明特征。
笔者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的确确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特别是在阶级结构与社会关系、城市与乡村、社会保障与福利、国民生活、环境保护等方面。但是，法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新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后危机紧缩和经济不景气时期，法国社会的发展放缓，并陷入了困境。
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从传统到新型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法国社会新变化中，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令人瞩目，实现了从近现代向当代的转变，即从传统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嬗变为新型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近现代法国阶级结构，即传统阶级结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与此同时，在这两个基本阶级之间还存在着小工业家、小商贩、手工业者、小食利者、小自由农、富农、医生、律师、教师等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马克思除把这个群体称为中产阶级外，还称为“中间等级”⑧、“中间阶级”⑨、“半资产阶级”⑩、“中等阶层”等）。
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如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传统阶级关系极其紧张和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在经济层面，法国资产阶级采取原始资本积累的手段（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工具原始、劳动报酬低），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从而激起无产阶级的愤怒和反抗。在政治层面，法国资产阶级往往与封建贵族相妥协和勾结，压制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而法国无产阶级则要求彻底铲除封建势力，反对复辟封建王朝，建立民主的共和政体。在1830年巴黎人民推翻波旁复辟王朝的“七月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还只是作为革命群众的一部分参加，而1831年和1834年两次里昂起义证明，法国无产阶级已经从自在阶级过渡到自为阶级。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作为主力军与巴黎人民一起，发动“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接着，法国无产阶级又在同年发动“六月起义”，促使资产阶级共和派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71年3月，法国无产阶级在抵制反动政府解除巴黎工人武装时举行起义，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巴黎公社，为法国和世界历史写下壮丽的篇章。1936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反对法西斯和极右势力的斗争中，与左翼政党肩并肩战斗，建立起人民阵线和人民阵线政府。
近现代法国中产阶级虽然不是近现代法国阶级结构中的基本阶级，但是，他们的数量超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总和。仅就法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而言，1846年为75%，1886年为64%。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农村中产阶级加上城市中产阶级的数量，构成了近现代法国社会的绝大多数，犹如汪洋大海，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在1848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路易·波拿巴正是在广大农民和传统中产阶级的支持下登上政治舞台，当上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接着于1851年发动军事政变，1852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二战后，随着法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社会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动，法国的阶级及其结构也随之嬗变。20世纪80、90年代，法国最终形成新型的阶级结构，诞生了许多新阶级、新阶层、新社会集团和新群体；传统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群体也进行了“自我扬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各个主要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
法国社会学家认为，法国“新社会”主要指的是新型阶级及其结构和关系。在《法国新社会——30年的变动》一书中，九章中有四章直接涉及法国新型阶级。在《第二次法国革命（1965～1984年）》中，亨利·孟德拉斯确认第二次法国革命主要体现为社会结构和阶级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所形成的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他在另一本著作中明确地指出：“法国社会在最近30年里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在《20世纪法国社会史》一书中，作者重点跟踪和分析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世界的发展、变化、兴盛和没落的轨迹。
当代法国阶级结构实现了由传统型型向新型的转变，其主要标志是原来只有两个基本阶级，而现在已经形成了三大群体、三大基本阶级，即当代资产阶级、当代中产阶级和当代工人阶级。
近现代法国资产阶级由大中小资本家组成，其中以“两百家族”即金融寡头为核心。他们在国内外大力发展金融借贷业务，故当时的法国被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二战后，两百家族已经衰败，但是，在法国金融业和银行业在国内外扩张过程中，诞生了新的金融寡头以及跨国金融家和银行家。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大型、特大型集团和公司的资产所有者、董事长和总经理等成为法国社会中的超级富翁。更令人瞩目的是，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使被雇用的总经理、经理、经纪人和代理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大量涌现。他们本身也持有公司企业的股份，并分享股息。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掌握最新的科技知识，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广泛的人际关系，眼界开阔，策略灵活，比传统的资本家高出一筹。他们广泛地分布在法国私人公司企业和国有公司企业中，被称为“管理者阶级”，其数量已大大超过传统资产阶级。据统计，2013年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超级富翁和高管约有1000人，他们分布在法国470家大型和超大型公司企业中。此外，当代法国资产阶级还包括高级官员、政党和社会组织上层、知识分子上层以及二战后还存在的非垄断的大中小资本家等。在当代法国资产阶级中，高级管理人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占主导地位，在当代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代法国中产阶级由传统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组成。传统中产阶级中的农村中产阶级在法国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迅速地分化和瓦解，数量急剧下降。2012年，法国农业经营者（包括大、中、小农业经营者）仅占就业人口的2%。传统中产阶级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数量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以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公务员为主体的法国新中产阶级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和壮大。在2012年法国就业人口中，管理人员和高知识职业者占18%，中间职业者占24.5%，职员占28%。这就意味着，2012年法国新中产阶级占当年就业人口的70.5%。即便是去掉一部分高管和高知识职业者以及职员中属于工人阶级的那部分，法国新中产阶级也占就业人口的50%以上。新中产阶级和传统中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所从事的行业都是高级的、最需技能的脑力劳动。这些行业要求劳动者受过高等教育，因此新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构成了新中产阶级的主体。新中产阶级是当代法国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着当代法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新中产阶级数量还将增长，在法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
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由传统工人和新型工人组成。传统工人主要是体力劳动者，是“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因此，传统工人阶级又称为无产阶级。二战后，随着传统工业（采矿、冶炼、纺织等）的没落和工业的现代化，法国传统工人的数量大大减少。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和制造业的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诞生了从事脑力劳动或脑体相结合劳动的新型工人，其数量已经超过传统工人。2012年，当代法国工人阶级占就业人数的20.5%。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拥有数目不等的动产和不动产，拥有住房、汽车、股票、国债等私人财产。
当代法国阶级结构之所以是新型的，是与近现代法国阶级结构比较而言具有新特点：（1）多极化。近现代法国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在分化和瓦解中投向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出现两极化现象。当代法国中产阶级中的传统中产阶级不再有明显的分化和瓦解，新中产阶级是比较稳定的社会群体，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道构成当代法国的三大社会力量，形成当代法国社会的三极。（2）复杂化和多层次化。近现代法国阶级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如资产阶级内部存在金融寡头、大中小资本家，又如无产阶级内部有手工场工人、工业工人、农业工人、商业工人等。传统中产阶级内部结构则要复杂一些。当代法国阶级结构中资产阶级内部增加了高管等层次，工人阶级内部增加了新型工人，中产阶级内部更加复杂，加上知识分子群体、妇女群体、退休者群体、失业者群体、移民群体、“社会排斥”和贫困群体等，使得当代法国社会结构复杂化和多层次化。（3）领工资者社会。近现代法国的传统中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小生产者构成汪洋大海，从而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社会、农民社会。在当代法国社会中，独立经营者大量减少，领工资者激增，“法国从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变为工资劳动者的国家”。根据统计，2012年法国就业人口2860万，其中非领工资者仅占11.5%，领工资者占88.5%。当代法国是领工资者社会。（4）中产阶级化。当代法国中产阶级不仅人数占优势，而且在法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意识形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学家就认定，法国已经从20世纪上半叶的食利社会走向管理人员社会，法国社会已经中产阶级化，或称为“中产阶级社会”。（5）阶级意识淡化。20世纪50、60年代，法国人认同自己属于某个阶级，具有十分强烈的阶级意识，这似乎构成法国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人的阶级意识开始淡化。其中，以当代法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淡漠尤为引人关注，21世纪只有10%的法国领工资者加入工会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代法国阶级关系之所以是新型的，也是因其与近现代法国阶级关系比较而言具有新特点：一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在一般情况下对国家实行“统而不治”，而当代法国资产阶级进一步把“统而不治”常态化。他们通过代理人或者其他阶级和政党来完成对国家的治理。近现代中产阶级由于处在分化和瓦解中而成为极其不稳定的社会群体，当代法国中产阶级是当代法国经济、科技、教育、管理的产物，不再遵循分化和瓦解的规律，他们不仅是法国社会的稳定力量，还是中坚力量和治理力量。当代法国工人阶级数量在减少，地位和作用在下降。参加工会率和会员数量在欧盟国家中是最低的，阶级意识薄弱，工人运动低迷。二是近现代法国阶级矛盾突出，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没有妥协的余地。当代法国阶级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罢工仍然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手段，但是，劳资双方之间，官方、资方、劳方三方之间均结成了“社会伙伴”关系，定期和不定期进行对话、协商和妥协已经成为化解矛盾和缓和冲突的主要手段。
城市与乡村：从差别和对立到高度一体化
近现代法国城市与乡村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和严重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产方式上的差别和对立。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法国城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其生产方式日新月异，经历了手工作坊—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极大地改变了近现代法国城市的面貌。而法国乡村和农业基本上保持着古老的和落后的欧洲中世纪生产方式，“多少个世纪中，农业从习惯来看几乎一成不变，因为实际上它变化极小，而且当它进化时，一般都平平稳稳，没有断续现象”。例如，早已过时的罗马摆杆步犁仍在南方农村使用。第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和对立。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法国城市居民紧跟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不断转变生活方式，尽情地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乡村仍然十分简陋，农民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尚未摆脱贫困状态，社交活动大体上保持着传统的淳厚古朴的民风。第三，政治思想上的差别和对立。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法国乡村和农民趋向保守，在法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与市民特别是与城市无产阶级相抗衡，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例如，1852年正当城市无产阶级反对路易·波拿巴阴谋政变时，法国农民支持路易·波拿巴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帝国，从而扼杀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作中对这次事件中农民的反动作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
近现代法国城乡的差别和对立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反映。“从19世纪后半叶起，工业法国与农业法国的差别逐步地与空间上分隔开来，工业在城市，农业在农村；工人在城市，农民在农村。……工农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对立被这种空间分离进一步加强，各自的劳动、生活方式、生活范围、领土等均不同。”“在50年代，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农民觉得自己是‘国家的贱民’。他们当时的主要愿望之一是要求与法国其他社会阶层‘相同’，这种自卑感是战后农民的集体特征之一。”二战后，法国当权者意识到，城乡的差别和对立严重地影响法国现代化的进程，甚至危及国家的利益和安全，20世纪50～60年代频繁爆发的农运、工运和社会运动就是很好的证明。
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从而消灭城乡的差别和对立，近现代法国已经开始了农业、乡村、农民现代化以及城镇化的过程。首先，大力修建道路和改善交通，到20世纪30、40年代已经大体上建成了城市通向乡村的陆路和水路网，打开了农村闭塞的大门，使城市工业品深入到乡村，也使农民便捷地流向市镇，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也开阔了农民的眼界。第二，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掌握农业新技术和新知识，大力提倡使用化肥和农药，努力推广新作物和新品种，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第三，在工业区和农民工居住点建设市镇，实现城镇化，促进农民向市民的生活方式转变。正是上述政策和措施，使二战前的法国乡村已经初步实现了现代化。
二战后，法国历届政府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城镇化建设。为此，法国政府加强国家对农业的干预，加强惠农政策和措施，实施工农业同步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计划，普及农业教育和培训，全面实行农民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政府财政预算中不断提高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补贴，同时争取到欧盟对法国农业、农民、农产品出口的资助和补贴以及对法国边远欠发达地区的资助和补贴，鼓励和引导农民走联合与合作的道路，发展和完善农业的服务业体系，等等。
通过二战后的长期努力，20世纪80、90年代法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农业已经高度现代化，从而使农业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它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农业生产信息化、农业生产专业化、农业生产上下游服务体系化等。
农民工市民化，农民成为农业经营者。在法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区。法国政府对失去土地和离乡背井的农民工给予奖励性的赔偿和补助，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规定他们与市民同工同酬，鼓励他们加入工会和融入市民社会，从而使农民改变身份成为市民。
法国政府对坚守务农的农民普及基础教育和农业教育，进行职业培训，提出“有了文凭才能当好农民”的口号，促使农民技术化和意识现代化。此外，法国政府还降低农业税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对出口农产品实行补贴，从而不断地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使法国农民于20世纪70年代达到市民生活的水平。亨利·孟德拉斯于1984年为《农民的终结》写的《跋》中对70年代的法国乡下人作了这样的描述：“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统计数据表明，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别。所有的家庭都配备有浴室、现代化的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小汽车。在所有这些方面，农业劳动者和乡村居民从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市人，在其他方面，他们保留着优势（住宅的面积）或获得了优势（冰柜）。乡村的孩子去上学都有客车接送，在小学和中学里，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课。”由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法国农民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以领土和田间劳动为特征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或称为小农），而是以职业为特征改称为农业经营者。
乡村社会多功能化。法国乡村不仅经营农业，在法国乡村人口中，农业经营者只占少数。除此之外，法国乡村还是乡村工业企业职工的居住地、市民的度假胜地和市民第二住宅所在地（或称为别墅），到了周末城市居民纷纷赶回乡村休息。法国乡村也是城市退休者安度晚年的地方。同时，法国乡村也是旅游胜地。
城乡高度一体化。法国乡村社会的多功能化、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农民身份的质变，促使法国乡村发生巨变。现在，法国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相互渗透，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法国乡村里，除了农业经营者外，还有工人、手工业者、商人、雇员、资产者、城市的退休者；在法国城市里，除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外，还生活着农业经营者和农业工人。
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当代法国基本上消除了城乡的差别和对立，打破了相互分割的壁垒，使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从而消除了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和乡村走向融合，走向高度一体化。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当代法国还不能全面和彻底地消灭城乡差别和对立。在法国大城市中，豪华街区、普通街区、简陋街区依然十分明显，富人街区、穷人街区、移民街区、种族街区的划分依然十分突出，城区与城乡结合部之间对照鲜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乡村中也存在着富饶乡村、贫穷乡村、边远落后乡村的差别，存在着特大型农场主、大农场主、中等农场主和农业经营者的矛盾和冲突。
社会保障与福利：从无到有到健全和完备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发轫于19世纪末叶，1894年法国议会立法建立起历史上首个行业社会保障制度——《矿工退休制度》。1905年颁布《失业保险法》，在世界上率先实行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20世纪30年代，法国先后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和《家庭法》，初步建成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二战前法国实行的社会保障，仅限于一些行业，覆盖范围小、保障标准低，安全系数小，多数社会保险属于义务性，不具有强制性。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二战后初期诞生的。1945年10月4日，法国议会通过的《社会安全保障法》，为法国每个领工资者的社会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这一天也被视为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日。此后的1945～1947年间，法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领工资者的社会保障法律，政府也颁布了实施这些法律的法令和条例。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保障开始在个体经营者中普及和推广，70年代把地区、行业和部门的社会保障制度协调起来。1978年1月2日，法律规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社会保障，使每个法国人都能享受医疗和生育保险、退休保险、家庭补助三大项目。自此，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基本上覆盖了全法国，并已臻于健全和完备。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继承了法国历史上的行业和职业互助与共济的传统，贯彻二战中法国抵抗运动的精神和全国抵抗委员会颁布的《抵抗运动宪章》中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与此同时，它还参考了以行业性互助为基础的德国社会保障模式以及以普遍性和统一性为特点的英国社会保障模式。所以，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的，既吸收俾斯麦社会保障模式、也吸收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模式某些特点的“中间模式”，亦即当代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三种模式，故又称为“混合型社会保障模式”。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的体制十分复杂，按照所保障的人口比例和职业可以划分为四种：（1）普通体制。这是当代法国社会保障的主要体制，它覆盖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所有的职工。他们占法国就业人口的49.20%。（2）专门体制。它管理着公务员和国营企业的职工。他们占法国就业人口的18.17%。（3）农业体制。它管理着农业、农村以及与农业有关的行业（如农产品加工业）的雇主和雇员及其家庭成员。他们占法国就业人口的11.65%。（4）个体经营者体制。它管理着小商贩、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和专业人员等。他们占法国就业人口的20.98%。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有：（1）医疗保险。自2000年开始，只要长期在法国居住的人即可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人人都有权接受医疗”早已成为社会原则和共识。目前，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即无论城市和乡村，无论在职或失业，人人都有权利享受。同时，每个人得到的医疗保护水平是平等的，与他们的收入高低及健康状况无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赤贫者予以免费医疗服务。越是疑难杂症、重病大病，参保人员越能享受到近乎百分之百的医疗报销。世界卫生组织曾将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列入“最佳制度”，这是因为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在覆盖面、医疗设施、医生素质和医疗服务等方面都堪称世界一流水平。（2）家庭保险。共有8大类、21种家庭补助金。主要有多子女家庭补助，子女越多补助越高；住房补贴，无论租房或买房，根据家庭人口、收入情况以及住房面积和设备条件发放住房补贴；家庭补充补助，包括学生入学补助、孤儿补助、特种教育补助、父母分居补助、家庭补助和取暖补助等；生育假和生育补助，享受社会保障的产妇在产假期间领取占工资90%的生育补助。（3）工伤保险。受保障者因工伤事故可以享受医疗费和住院费百分之百报销的待遇，每天的饭费等也不用自付。工伤事故造成停工，每天可以领取社会保险发放的补助费，直到完全痊愈为止。因工伤事故造成永久性残疾、丧失工作能力的，社会财富局负责给伤者发放补助金。（4）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因管理体制而异。普通体制规定年满60岁、工龄和交纳退休金分摊额达40年的职工退休后可以领取退休金，其金额相当于10年最高工资平均数的50%。专门体制规定，公务员和国营企业职工交纳养老分摊额的标准按实际工资收入计算，退休金按中止工作时的工资和交纳养老分摊额的年限确定。
1979年3月，法国建立起一个新的、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的对象是全体受雇人员。享受失业保险的条件是，年龄在60岁以下，非因自动离职或犯错误而失业。失业者享有如下几种津贴：第一种是专门发给被解雇而失业者的基本津贴。根据投保人的年龄、缴费时间不同而享受期限有所不同。投保人缴费3个月享受3个月津贴，缴费6个月享受15个月（年满50岁享受21个月），缴费12个月享受30个月（年满50岁享受45个月），缴费24个月则享受45个月（年满55岁享受60个月）。第二种是专门发给因经济原因被解雇而失业者的特别津贴，期限为一年。一年后，失业者按照基本津贴制度的规定领取失业基本津贴。第三种是失业者在终止领取基本津贴或特别津贴后仍然找不到工作，可以领取权宜终止津贴。50岁以下可以领取6个月，50岁以上可以领取9个月。第四种是专门发给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25岁以下的青年、求职的寡妇、求职的原犯人、求职的回国侨民、求职的避难者的定额津贴。领取期限为一年。
当代法国社会救助的对象为残疾人、病号、老年人以及遇到社会困难和经济陷入贫困的群体，如赤贫群体、失业群体和无住房群体等，总称为“社会排斥”群体或“新贫困”群体。救助对象2010年为338.9万，2011年为349万。为了实施社会救助，法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官方救助体系。在中央，社会行动总局负责制定有关社会救助的法律法令，决定救助的对象和救助的标准。中央社会救助委员会则负责实施融入的社会政策和反社会排斥的计划。社会救助高级委员会审查所有的社会救助问题。在大区，大区社会和卫生事务局主管大区的社会救助。在省级，省社会和卫生事务局负责贯彻融入和社会团结的政策，监管省的社会救助工作。在市镇，市镇社会救助中心则主管市镇范围内的社会救助。民间方面，在巴黎和大中城市都设置救助体系，建立临时安置点。它们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提供临时救助，紧急救助车随时为流浪者送去食品和御寒衣物，并在本人愿意的情况下将其带到收容所。一大批志愿者组成“紧急社会救助队”，在平时特别是节假日和圣诞节期间，活跃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搜索和发现流浪街头的人并提供帮助。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具有如下作用：首先，它几乎对所有的法国人实行生、老、病、死、残的全方位保障，即从“摇篮到坟墓”，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和对前途的担心，在心理上和物质上满足了法国人及其家庭的社会需求，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法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其次，它对家庭和孩子名目繁多的津贴和补助，激发了家庭添加子女和组织多子女家庭的愿望，使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法国出生婴儿激增，满足了60、70年代对劳动力的需求，造就了“辉煌的30年”，使法兰西民族得以复兴。它使80年代至今法国出生人口的数量始终处在欧洲各国的前列，增加了年轻人的数量，改变了法国人口年龄的不合理结构，延缓了法国社会老化的速度。再次，凭借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法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得到遏制，贫富差距缩小。基尼系数在2008年为0.289，2009年为0.290，2010年为0.299，2011年为0.308，2012年为0.305。2012年，欧盟基尼系数平均水平为0.306，而法国基尼系数处在中等偏下，属于分配相对合理和社会安全系数较高的级别。由于当代法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减少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促进了社会和谐与公正，从而使法国社会阶级矛盾有所和缓，社会冲突的频率有所下降，社会动乱有所减少。
当代法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一，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制定时，纳入了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既得利益，兼顾各个行业的特点，集中各个社会保障的“碎片”构成了多层次和互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仅就养老保险而言，法国官方承认的就有123种。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变成了“等级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制度宗旨是要解决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但是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加上各个体制之间的攀比和竞争，反而有意无意地加重了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阶级、阶层和群体的矛盾，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法国社会的和谐。其二，当代法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的支出年年猛增，导致1990年到2002年间有7年出现赤字。2010年赤字高达239亿欧元，此后有所下降，2011年为174亿欧元，2012年为133亿欧元，2013年再降到125亿欧元。其三，随着受保障者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越来越多，得到的补助和津贴占受保障者收入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而工资收入部分占受保障者收入的比例则逐渐下降，有的占2/3，有的只占一半。受保障者对工资依赖的减少，势必降低工作和劳动的热情，从而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法国前总理巴拉迪尔不无感慨地说：“在欧洲各国中，法国人出工最晚、收工最早、假期最多，但他们还老是不满意。”
国民生活：从低劣到优质
19世纪的法国民众、特别是广大的中下层群众，尚不能满足衣、食、住、行的最基本需要。那时，法国劳动人民收入微薄，劳动时间长和劳动强度大。他们住在非常简陋的房子里，周围环境恶劣，蚊虫苍蝇丛生，脏水臭水横流。他们穿着十分朴实，食不果腹，缺乏必要的营养。他们的寿命很短，19世纪30年代法国民众平均寿命为39岁，而纺织业工人的平均寿命甚至仅有30岁，矿工的平均寿命还要更短。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在他们的作品如《人间喜剧》、《悲惨世界》和《萌芽》中，都对这个世纪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法国人工作和劳动情景以及生活状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揭露。
20世纪上半叶，法国民众的收入有所提高，劳动时间有所缩短，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经济和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即使是二战后初期，法国一些物资、燃料和生活用品仍十分匮乏，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战火摧毁了无数房屋建筑造成住房紧张，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仍然得不到稳定的保障。直到20世纪50～70年代，法国广大民众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才有了稳定的保障，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和家庭资产的积累、工作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休闲时间的延长，法国民众已经不满足于基本生活的需要，因为“最基本的需求（指呼吸、睡眠、吸收热量、御寒等）不可能无限制地延伸。”他们要求提高生活质量。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民众已经过上了优质的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对175个国家的生活状况和质量进行了比较和排名。其中，法国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经常排在前20名，2004年和2005年排在第16名，2012年排在第20名。这说明，法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的确属于优质的。另外，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状况。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消费在个人或家庭消费总额中的比例，食品消费的比例大表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低，反之，则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高。法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1956年为45.4%，1960年为30.5%，1970年为24.5%，1980年为20.3%，1990年为18.2%，2000年为16.1%。进入21世纪，法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2002年为16.4%，2008年为14.9%，2010年为13.5%。法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富裕程度、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西方国家中，排在前列。
在物质生活方面，拥有小轿车、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消费品的家庭，1975年已经占法国家庭总数的一半以上。高档消费品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住宅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民众追求面积和高质量设施，追求私人住宅和别墅。从1982年到1990年，法国民众掀起了购买住宅的高潮，特别是1995年10月又出台了购房改革的措施，规定向几种人发放无息贷款，促使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拥有自己的住房，从而使私有住宅的拥有量占法国住户总数的比例逐渐提高，而租房占法国住户总数的比例逐步下降。2012年，在法国住宅总量中，私人住宅有1865.3万套，占住房总量的一半以上。伴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法国人的住房面积也逐渐扩大。2010年，法国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1平方米。每套住宅平均拥有四个房间，近1/3住宅拥有五间或五间以上。此外，法国民众还追求别墅或第二套临时住宅，从而使别墅和第二套临时住宅占法国住宅总量的比例在2012年上升到9.5%。
法国民众一向在衣着方面追求时尚。早在17世纪50年代，巴黎就已经成为了欧洲和世界时装中心，逐渐获得“世界时装之都”、“时装王国”之美称。法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穿戴根据个人爱好，从款式、色彩到服饰配件的搭配都注重表达个性和体现美感，因此，法国民众着装不拘一格，千姿百态，在公共场所难以看到穿着雷同的人。法国民众还讲究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服饰。在正式场合，法国民众更加注重自己的仪表，讲究穿戴。晚上，法国人无论哪个阶层，在参加活动时（出席晚宴、进剧院或访亲问友），都要认真梳妆打扮，穿上时髦和心爱的服饰，有时要换上晚礼服。法国服饰文化正好表现出法国的时尚、风情和浪漫。
在饮食方面，早在中世纪法国就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饮食文化，与东方中国的饮食文化齐名。当代法国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使法国民众有条件讲究美食和养生之道，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法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法国民众平均每天在饭桌前度过的时间长达2小时15分钟，比美国人、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花在吃喝上的时间多了一倍。法国民众在主食方面（面包、土豆等）的消费大幅度减少，肉类、蔬菜和水果的消费有所上升。法国烹饪讲究色、味、香，质量精良。法国人对高档酒、香槟酒和名牌葡萄酒的消费呈上升趋势，对劣质酒的消费下降。法国还是名副其实的“奶酪王国”，戴高乐将军曾说，“要治理好每天都有一种奶酪的国家是不容易的”。在追求优质生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到餐馆就餐，仅在巴黎就有2万家以上的餐馆和咖啡店。法国民众上餐馆不仅为了大饱口福，而且也是在品尝中得到精神享受，在品尝中体验本国和外国的饮食文化。
由于拥有全世界最长的节假日，即算上双休日、带薪长假、法定节假日等法国民众每年大约有150天不用上班，每周工作时间也仅为35小时，因此法国民众拥有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2012年，法国家庭在文化娱乐和休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8.1%。其中，文化活动（影院、剧场、博物馆等）支出占首位，为18.1%，庭院、花园和宠物支出占15.1%，报刊书籍和文具支出占13.9%，体育器材、牌、玩具占10.0%，碰运气的赌博（纸牌、彩票等）支出占9.8%，娱乐消遣活动和体育锻炼支出占9.7%，电视机、音响、录像机、照相机支出占9.1%，日常生活的信息处理占7.8%，其他文化和休闲用品的支出占4.1%，唱片、磁带、胶卷的支出占2.4%。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迷恋于有线电视和网络。2012年，有3/4的法国民众利用节假日在国内旅游或度假，有1/4的法国民众则到国外旅游或度假。
在生活向着优质方向发展的同时，当代法国国民生活也存在诸多的问题：（1）被排斥者和贫困群体（其收入只有中等收入的60%以下）依然存在，2010年占法国人口总数的14.1%。他们在贫困线上挣扎、争取温饱，过优质的生活还是奢望。（2）尽管当代法国住房建设有较快的发展，但仍然没有解决住房紧张的状况。法国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远没有达到欧洲国家75%的平均水平。（3）国民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良习惯，如酗酒、吸毒、卖淫、家庭暴力、自杀等。当代法国社会恐怖活动频繁，治安状况在恶化。
环境保护：从严重污染到生态平衡
在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法国在取得明显成就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20世纪60年代，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每年分别达到200万吨和60万吨，江河受到污染的长度达到2500公里，土地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失而逐渐闲置和荒漠化。总之，法国的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遭到严重威胁，生活质量日益恶化。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政府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960年出台的《国家公园法》和1964年出台的《水污染防治法》，建立起“谁污染谁付费”的财政刺激机制。1970年6月制定了《环保初步规划》，开展了“百项措施”运动，规定每年开展“全国自然环境保护周”活动，同时将环保知识列入幼儿园、初级和中等教育的教材中，以便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和加强他们的责任感。1976～1982年相继出台废料回收与消除、空气质量、能源控制等一系列法规。1990年正式出台《国家环境计划》。进入21世纪，法国把环保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上，并提升到国家长期战略的高度，2004年提出《环境宪章》，2005年将《环境宪章》载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国国家层面的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在法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保管理体制。1971年首次在政府机构中设置自然和环境保护部，以便统一管理环保和协调各个部门有关环保的事务。此后任何政府的更迭和政府部门的变动都不影响环保部门的存在，例如，2014年4月2日成立的以瓦尔斯为总理的新政府设置有“环保、可持续发展及能源部”。此外，法国政府还成立环保部际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部际委员会，专门处理各个部门的环保问题。地方的环保由地方政府负责，其中，市镇作为地方基层行政机构承担着环保的主要责任，它制定地方的环保计划和条例，具体管理可饮用水的供应、土地、卫生、交通、家庭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等。
法国官方鼓励和支持民间环保组织。目前，法国约有4万个民间环保组织，3%的法国民众加入了环境保护协会。近年来，法国官方、企业、工会和民间组织达成的环保协议有2007年的《格勒内勒环境协议》、2009年的《格勒内勒海洋协议》、2010年的《格勒内勒战略协议（2010～2013）》。正是通过这些协议，法国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环保，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环保的效果，为法国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环保已经成为法国的全民事业。与此同时，法国积极参加世界和地区的环保活动，签订了30多个国际间的环保公约或条约以及100多个欧洲的环保条约或文件。在许多有关环保的协商中，法国往往起着发动机的作用。
由于拥有一系列中央和地方的环保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环保管理体制，官方与民间齐抓共管，法国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基本上恢复了生态平衡。
在大气保护方面，法国把与大气污染作斗争作为环保的首要任务。2000年1月出台世界上第一个包括100多项措施的为反对改变气候进行斗争的国家纲领，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气候能源法》，实施低碳经济。法国对旧车辆进行严格的管理，决定全国使用无铅汽油，并推广汽油代用品如天然气、电力等，鼓励市民使用小排放量的汽车、乘坐公共交通或使用零排放的自行车等。法国官方在全国设置1500个监测站，负责对大气污染的监测和对过往车辆的检查。民间环保组织也在全国建立30多个监测网点，对超标的大气污染发出警告。这些措施取得成效，2011年与1990年比较，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83%，氮氧化物减少了47%，大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降低了42%。此外，法国积极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提前于1995年放弃使用含氯氟烃，以便保护臭氧层。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法国为了保护可贵的地表水资源，于1992年修改《水污染防治法》，以便加强地方政府在保持河流水质方面的职责。法国在大型水系分别设置了6个地表水管理局，以便控制辖区内水系中污水的排放量，杜绝有毒污水进入河道。地表水管理局在财政上自立，根据用户用水量或排放废水量收取水费或排污费，然后利用这笔收入建立基金，借贷或援助某些企业进行废水处理，以便达到排放的标准。在地表水管理局内，还成立由官方（中央和地方）、民间（企业和家庭用户）组成的水系委员会，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水治理协议。经过多年的努力，法国废水排放量已经减少了70%以上，地表水开始清澈起来，水质达到很高的标准。在保护地下水资源方面，法国执行1991年欧洲指导法的规定，加强了治理地下水污染的力度，特别是加强了治理农业区地下水因使用农肥、农药遭到污染的力度，到2005年完成了对农业区废水的收集和处理。在保护海水方面，根据法国《沿海法》规定，1100个沿海的市镇及其周围不得建设，保持自然状态。法国还对沿海700多个浴场进行监测，每年海水化验的数据必须达到欧洲指导法规定的标准。正是采取了这些严格的措施，使法国沿海沙滩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改善，近海水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保护土地方面，由于工业密集地区、采矿地带、农业区、大城市以及高速公路两翼积累着高密度的化学物质、重金属物质、有害物质等，威胁着法国人的身体健康，恶化了土质，破坏了生态平衡，法国对于土壤及其污染地区进行包括预防、除污和重新利用在内的治理措施。目前，法国正在使用先进的除污方法，如用细菌等生物来分解有机物，使用矿物冲洗与中和土壤中的化学物质和有害物质等，以消除土地的污染。
在垃圾处理方面，1993年1月法国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回收它在市场上出售商品的包装物，1995年2月法律规定征收工业有害垃圾和废料特别税，以便用于建设有害工业垃圾场和支付管理费。目前，法国工业垃圾和废弃物中的大部分被当作填料填埋，一部分加以利用，还有一部分有毒和危险废料或焚化或经过物理和化学处理。1992年7月《家庭垃圾法》规定，每个家庭必须对垃圾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以便让某些垃圾经提炼或加工后再循环利用。1993年4月《垃圾场税法》规定，凡是到垃圾场倾倒垃圾必须缴纳垃圾税，同时利用这笔资金建立垃圾焚化炉。目前，法国拥有300个大型垃圾焚化炉，每天焚化3万吨家庭垃圾。焚化垃圾产生的热能用于发电或取暖。2007年，法国政府发布了进一步治理家庭垃圾的规划，包括增加垃圾焚化炉的数量和鼓励家庭在庭院内就地处理垃圾等，计划到2017年将家庭垃圾从2005年的人均530公斤减少到人均200公斤。
在治理噪声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对飞机、机场、机动车、公路、铁路、工商业活动、建筑工地的噪声以及邻居的噪声做了严格的规定，并进行跟踪监督，对违反规定者进行严格惩罚。
在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方面，法国于1946年建立了国家森林基金会，对发展森林进行无偿贷款，重建法国的植物和森林资源。法国于1966年成立了国家森林局，负责造林、更新、改造法国的植被和森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法国的植物和森林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45年以来，法国的森林面积增加了35%，平均每年递增3万公顷。法国的生态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法国建立了132个天然林保护区、430个群落生态保护区。不少大区和市镇也相继建立了地方级的天然林保护区。此外，法国还拥有私人天然林保护区。法国还制定了发展森林的远景规划，到2020年森林面积将扩大到2000万公顷。
在自然和风景区的建设和保护方面，1976年的《自然保护法》开始了自然和风景区的建设和保护。20世纪90年代，法国进一步调整和建设自然保护区，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动植物群落，以便维持生物多样性。到目前为止，法国建立了7个国家公园、多个具有原始特色的天然公园、1.4万个动植物生态自然地带。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法国环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上保持了生态平衡。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发布的《2010年世界环保报告》，法国环保成绩显著，在世界排名第七位，在G20国家中是最重视环保的国家。
尽管法国环保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不足，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由于机动车数量激增并向大气中排放废气，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许多大中城市空气中的PM2.5超标，巴黎空气时好时坏。由于温室效应，21世纪法国和巴黎异常天气的天数增加，气温总体偏高。土地污染并未彻底解决。噪声依然困扰着法国民众。据统计，法国有50万个点受到噪声干扰，40%的法国民众受到家庭噪声的困扰，700万法国民众受到65分贝以上噪声的干扰。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困境与无奈
社会发展和变化与经济形势密不可分。自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法国经济一直不景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008年下降到－0.1%，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3.1%，2010年回升到1.7%。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法国财政赤字大增，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08年为3.3%，超过欧盟规定的3.0%的标准，2009年攀升到7.5%，2010年为7.1%。为了降低财政赤字，法国实行一系列财政紧缩计划和政策，致使经济雪上加霜，经济增长率2011年为1.7%，2012年为0.0%，2013年为0.3%。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后危机财政紧缩和经济不景气，影响了法国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发展放缓，从而使当代法国社会陷入困境。
法国贫富差距有所扩大。首先是失业率和失业数量上升，2009年分别为9.6%和272.7万，2010年分别为9.3%和264万，2011年分别为9.2%和261万，2012年分别上升为10.7%和316.9万。失业者中工人和职员比例大，但是，当代法国中产阶级也受到冲击。法国长期失业者已经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第二，因为失业、破产、收入锐减而形成的“新穷人”，加上不断增加的“社会排斥”（自杀者、残疾者、精神病患者、老年病患者等），构成了“贫困群体”。第三，退休者群体和移民群体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根据法国统计局2014年4月份的数据，法国贫困群体约有1180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1/5。然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后，垄断集团、大企业主和高管的财富则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法国贫富两极差距已经上升到欧洲中等水平。
由经济社会学家埃里克·莫兰写作于2002年的《可能的平等：法国新社会》，认为近20年来法国在缩小不平等差距方面所做的努力正在使社会发生悄然的变化，从而使劳工世界的标志、其政治和社会属性越来越模糊不清，从不平等逐渐走向“可能的平等”。然而，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后危机紧缩和经济不景气打破了该作者的幻想。它不仅没有使法国社会走向“可能的平等”，反而导致了经济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法国男女同工不同酬，已经是法国领工资者中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根据法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法国10%最富裕人群平均生活水平与10%最简朴人群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2005年为6.53倍，2009年为6.73倍，2010年为7.07倍，2011年扩大到7.34倍。正是因为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法国当局不得不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中实施一系列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财政补助政策和措施，以便遏制不平等加剧的势头。也正是因为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才于2014年4月发布的“关于法国医疗行业分析报告”中呼吁：尽管“法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投入远超其他发达国家，但医疗不平等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仍有1%的法国患者每年需支付高达5000欧元的医疗费”。报告主张法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事业要体现和做到真正的平等和公正。
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后危机紧缩和经济不景气期间，法国居民和家庭工资增长放缓，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许多居民和家庭的收入在下降。例如，2012年法国500万公务员的年平均工资实际上比2011年下降了0.8%。因此，这一时期法国居民和家庭都在精打细算中过日子，购买高档商品的少了，等待打折购物的多了，为了节约改国外旅游为国内度假等。法国居民和家庭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
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法国劳资冲突有所增加。劳资双方以及政府与劳资三方因利益冲突，在对话和谈判过程中往往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而罢工、街头抗议和游行示威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法国社会发展的步伐放缓，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新的困境。
注释（略）
"Paris Blues": Change, Balance and the New Dilemma
—Review of French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Wu Guoqing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changes have appeared in the French social development, making the country take on a new look. Its social class has transitioned from a bipolar structure to a multi-polar structure,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from small producers society to wage-earners and middle-class society. Class relations ended confrontation and eased with the forming of "social partne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ir oppositional state basically disappeared and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as newly established and gradually improved, with four sub-systems available, namely, the general system, the specialized system,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the individual business system. Unlike before, people now enjoys stable and guaranteed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and begin to pursue high-quality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Afte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serious pollution has been stopped and ecological balance has basically been realized. However,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have somewhat increased wealth gap and social inequality and lowered national income and quality of life, which slowed down the Frenc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ot it caught in dilemma.
Keywords: France, French society, new changes, dilemma
【作者简介】
吴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国政治与社会。主要著作有《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年）》、《法国政治史（1958～2012年）》、《法国政党和政党制度》、《法国“新社会”剖析》、《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列国志•法国》等。